在韦伯看来，概念建构的问题是将概念与现实相混淆，[4](P203)认为纯粹理想型的概念在现实中亦可以实现，并致力于追求它的实现，其导致的后果便是，试图将历史现实的发展强行扭转到纯粹理想的概念建构或者某种规律上来，历史就完全变成认为安排的产物，成为了理论的仆人。
按此理解，在未来的土地征收立法中，作为被征收人的集体土地所有人行使权利的方式可作如下设计：(1)改变物权法第60条关于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定，由本集体全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选举农民代表代表本集体成员并以被征收人代表的身份直接参与土地征收。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在设计建设用地权时，不应当再区分国有土地建设用地权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以避免造成权利之间的不平等。
同时，他们在土地征收中的法律地位需要立法上的明确规定。综上所述，在集体土地征收中，涉及的土地他物权人包括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自留山、自留地使用权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地役权人等用益物权人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人和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等担保物权人。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作为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的代表不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但与土地私有制情形下的土地征收相比，土地使用权人与土地所有权人的分离使得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较私有制国家的土地征收要复杂得多，集体土地征收涉及的权利人远不仅仅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甚至主要的权利人不是所有权人而是该土地的他物权人。
依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并分别由不同的主体行使经营管理权。[5]680在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所有权以外之土地权利亦得为征收之标的，而且，其范围不仅限于民法上所规定的土地他项权利，如地上权、抵押权或其他限制物权、承租权等，其他如矿业法上之矿业权、渔业法上之渔业权、水利法上之水权等权利，也都包括在内。可以说，宪法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合点。
但宪法与普通法律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宪法更多涉及一些根本的原则(如法治国原则、平等原则等等)，这些原则的类型化较普通法律规范的类型化(如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来说更为抽象和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社会情势的变化对宪法中的原则权衡会有更明显的影响，因此宪法较其它法律而言会更经常的回溯到事物之本质，也就说会更经常的根据社会情势变化做出相应的价值决定。[5](P19)可以发现，在徐道邻所总结的宪法变迁模式中，一种基于违宪而形成的宪法变迁是可以允许的，这种做法与中国今日在讨论的良性违宪问题有暗合之处。进入专题： 社会整合 宪法变迁 。正是现实中的问题意识不断推动了宪法学的演进与变迁。
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国家的统一与秩序的稳定)，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国家法领域选择了概念法学体系与实证主义，而同样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实现国家统一之后，政治上要求有所突破的强烈呼声)，德国宪法学界开始不再满足于这种国家法的实证主义。(12)时至今日，宪法的调控对象从传统的公权力领域和政治领域已经扩展至全社会领域，这意味着宪法功能的变迁，即从控制国家权力和政治的任意转向一种整合社会价值的功能。
3.通过明显与宪法规定相冲突的宪法实践而导致的宪法变迁，如通过实质的宪法修改、通过普通立法或者最高国家机构的组织章程以及事实中的实践等。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都构成了一个规范类型，其中对事实构成要件进行了归类化的整理，只要符合此类要件便属于某项法律规定的规范对象。这也是宪法解释在当代的意义。Niklas Lu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1974.15ff.(14)关于价值判断作为法学的本质可参见Karl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pringer，1991，S.119ff.，214ff.，288ff.。
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事物本质是生活关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实然中现实化了的应然，在现实中所显现的价值。在黑塞看来，宪法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依赖性建构了下述必要性：即永不要只着眼于个别规范，而是要一直关注整体关联。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社会行为或者价值决定是可以依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已是不易之理，而事物之本质便在于在变化了的情势下寻找更恰当的价值决定。
由此，凯尔森看到了法官判决之于法之创造的独立意义。[14](P48)就此而言，宪法体系性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尽量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衡量，使判决或者宪法解释贴近事物之本质。
宪法的这种功能转变亦要求宪法学从封闭的概念法学转向开放的宪法教义学。(25)任何一项社会行为都是价值关涉的，是依据特定的价值而做出的某种决定，任何一项立法、一个行政决定和一个法院的判决都是一种价值上的决定，立法本身就是将某种价值决定引入到法律当中，这里就需要追问的是依据当下的社会情势，这种价值决定是否是恰当的?我们承认，在社会现实之外存在着某些人类的价值，这些价值或许在产生时有某种暗含的经验理由，但久而久之之后，这些价值背后的经验理由已经很难认清，而逐渐为人们接受为似乎是独立于现实和经验的价值，但随着世界的祛魅与世俗化，没有任何一种独断的价值体系被视为是绝对、客观和正确的，世界当中存在着多元价值，这些价值之间甚至相互对立和冲突，并且这些价值本身很难得以证立，更多只是一种确信。
要么是因为过度强调安定性而忽略了宪法所应具有的对政治、社会现实的适应能力。[16](P139)其中，外在体系是与概念法学的形式—逻辑的体系概念相联系的。虽然基本法仍然是宪法学展开的前提，但战后的宪法教义学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文本中概念的提炼与演绎、不再满足于一种僵化的逻辑涵摄，而是承认宪法规范本身的原则性与价值关涉，并通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将宪法中的价值辐射到全社会领域，而全社会中价值观念的变迁、政治社会现实的变动也都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宪法体系的内部运作转变为宪法决定，从而实现了宪法本身的稳定性与宪法的开放性之间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德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暗示了今天中国宪法学方法论讨论中的某些问题。[6](P5)因此，宪法的规定通常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权限分配、民主的运行以及以控制国家权力为主的基本权利。但事物之本质一词过于抽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2期。因此，法的教义学体系必须具有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亦并非毫无限制，而是任何的人类交往都必须在某些不容否拒的前提下实现，[15](P15)在教义学尊重的不容否拒之前提的范围内，教义学会通过其概念的抽象性与现实保持一种距离，并通过一种相对自由的解释(因为人类在与法律文本和经验交往时拥有较大弹性)使文本与现实相适。
[4](P204)在韦伯看来，所有的概念建构和规律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点，这些理想类型在被用来与现实作比较和参照时具有卓越的启迪意义，但它们一旦被设想成为某种经验有效的或者完全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则不必避免会带来一种主观任意泛滥的危险。参见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5期。
(17)关于诠释宪法学可参考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在经历过长时间对法律外所存在的正确法的追逐之后，同时品尝过这种追逐所带来的恶果之后，人们开始正视成文宪法的重要意义，而逐渐淡化习惯法和自然法的意义，福斯特霍夫认为在法的发展中蕴藏了一种趋势，即早期法文化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礼和各种符号行为逐渐发展为以成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这种变迁对于法学诠释学具有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成文宪法是近代国家和法秩序的正当性来源。2.宪法的功能变迁：社会价值之整合宪法的任务是一国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持续地形成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在面临疑难的政治、社会问题时，宪法条文因其开放性就需要面临一种价值上的抉择，或者说政治判断。
这表明，在纯粹的规范性之外，人们对宪法实效性和正当性的渴望。任何一个立法决定(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或者行政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相应的利益或者法律目的，但相关的利益或者目的就本身而言是中立的，并不具有好与坏的特性，而能够在背后给予相应利益和目的以正当化理由的则是相应的价值观念，此价值观念表明了某项利益在某个特定时期具有特殊的优先性。
围绕这二者，或者说围绕宪法的规范性与事实性(实效性)这个二元矛盾，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争论在魏玛时期达至巅峰。[1](P44)在耶利内克看来，宪法变迁的原因在于，法语句并无能力在事实上操控国家的权力分配。
[15](P16)卢曼对教义学功能的这种再理解突破了传统概念法学所认为的那种封闭的、可涵摄任何可能之实践的教义体系(此种教义体系以追求确定的安定性为目标)，而是认为教义学具有既可提高、又可限制复杂性和不安定性的双重功能。在韦伯看来，概念建构的问题是将概念与现实相混淆，[4](P203)认为纯粹理想型的概念在现实中亦可以实现，并致力于追求它的实现，其导致的后果便是，试图将历史现实的发展强行扭转到纯粹理想的概念建构或者某种规律上来，历史就完全变成认为安排的产物，成为了理论的仆人。
(13)由于宪法本身的特性——其语言的宽泛性、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宪法本身作为原则体系或者价值体系的体现——因此宪法文本本身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无论是我们在对后果加以权衡和遴选时(即何种后果是我们所能接受的)，还是基于前理解提前预设好结果时，都必须基于某种价值判断来做出，所谓前理解或者所谓的后果权衡，其无非是经过长期法律训练之后，基于自身对宪法的理解得出来的结论，前理解是基于我们所理解和认为的宪法的价值前提做出的判断，这种前理解并不是不可以修正，而是在反复运用宪法解释规则、并在深入具体问题以及后果不断显现的过程中加以修正。[4](P205)传统概念法学的这种弊端也直接造成了法与政治的脱节，法学变成了封闭的学科，法教义学追求的逻辑性、封闭性和不变性并没有将自己与法的实证性真正联系到一起。此外，后果的复杂性亦为宪法解释的后果考量提出了挑战，(23)在后果难以认清的情况下，有学者将其定位于目的解释，但宪法解释中优先考量何种目的明显与价值判断有关，依赖于该目的背后隐藏的价值(24)和该价值与其它价值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何种价值具有优先性，而这又回到价值判断的来源问题，因此又必须回到宪法本身的价值前提中去。
Ernst Rudolf Huber，Deutsche Veor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in 8 Bdn.，Bd.3，Bismarck und das Reich，3 aufl.，Kohlhammer，1988，S.305ff.。[15](P20)由于法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开放性，黑克从利益法学的视角出发将法体系区分为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
[4](P152)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将发展一个客观的价值体系作为学术追求的目标，视为是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途径，因为这种客观的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不存在的。[1](P34-43)在这些之外，还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变迁，即在不动摇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完全摧毁既存的国家秩序，并最终导致国家的彻底重建。
因此在卢曼看来，教义学的第二重功能即为限制任何变化的任意性，这种变化在[事实与规范]的关系被视为是双重可变时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不仅案件应定位于为规范，规范的适用本身也要同时位于案件事实。因此，黑克在外在体系之外又提出了内在体系，并将其界定为解决冲突的体系，[14](P35)其关注的是规范背后的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的价值判断对个别规范进行利益裁量，而正是这种对个别规范的利益衡量遭到了黑格勒和卡纳里斯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仅局限于通过解释以及类推和限缩获得法律，而忽视了相对于一个法律部门来说承载性的基本思维，也就是说一般的法律原则。
